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我国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中华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因此，民族题材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文｜李佳蕾

编辑｜万晓茜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各族人民一同开启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篇章。正如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映主席牛颂所称，“回顾中国电影，其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它不仅产生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波澜壮阔的变革时代，还源于本土广大而复杂的地理版图，以及在这片大地上众多民族孕育出的多元文化。”

少数民族电影已然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创作了如《冰山上的来客》《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农奴》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作品。影片中秀美壮丽的风光、不同的婚丧嫁娶仪式、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无一不令观众感到新奇。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少数民族电影有了更深远的发展，像《阿凡提》《拔哥的故事》《傲蕾一兰》《从奴隶到将军》《盗马贼》《黑骏马》《悲情布鲁克》《骑士风云》《红河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一大批影片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多样的艺术手法、丰富的民族文化吸引着国内外的众多观众，并且在国内外的各大电影节上均有所收获。

回看近些年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不仅在各民族文化的表达上更有艺术性和观赏性，而且在创作过程中使用民族语言、观照现实生活、进行商业尝试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突破。尤其以万玛才旦、拉华加、松太加为代表的藏区电影的崛起，创作出了一大批以藏语对白为主的影片，深入挖掘藏区人民的真实生活，用“自己拍自己”的方式呈现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十八洞村》《西藏天空》《鲜花》《真爱》《冈仁波齐》《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塔洛》《碧罗雪山》《米花之味》《塔克拉玛干的鼓声》《气球》《我的喜马拉雅》《抢花炮》等影片都讲述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故事。

在全球化和商业化语境下，民族题材电影与商业电影竞争时，市场份额始终较小，并且往往被认定为“艺术电影”，但诸如《冈仁波齐》用破亿的票房成绩说明了少数民族电影的另一种可能。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民族题材电影必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国电影的一面镜子，映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新生活、新面貌，在传递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同时，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履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

在继承传统中

大胆突破，探寻市场路径

民族题材电影与其他影片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其所带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最为直观的反映在影片中就是景观构建，包括自然风光、建筑风格、民风民俗、文体活动等。在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特征上，电影创作者一脉相承，观众在《婼玛的十七岁》中看到雄浑壮观的哈尼梯田，在《冈仁波齐》中看到湖水、雪山、转经轮，在《抢花炮》中看到壮族传统体育运动与婚嫁习俗，在《塔克拉玛干的鼓声》中看到纳格拉鼓和民族舞蹈，在《红花绿叶》中看到西北回族穆斯林的风土人情等等。这些影片不约而同地展现了我国各族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呈现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风格，这不仅是一种创作策略，也对未曾深入了解过少数民族的观众进行了一次“科普”。

如果说新中国早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带领观众自上而下地进入了一个“异域”世界，那么近几年的少数民族电影则如同小津安二郎式的“低机位”观察着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变化。其中，转变最为深刻的就是创作者身份的改变。早期的少数民族电影一般都是由汉族创作者主导参与，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少数民族导演的身影，如塞夫、麦丽丝、西尔扎提·亚合甫、万玛才旦、松太加等；少数民族演员也越来越多地为广大观众熟知，像藏族演员多布杰、锡伯族演员佟丽娅、维吾尔族演员迪丽热巴、哈萨克族演员热依扎、蒙古族演员娜仁花等。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不可以把少数民族身份（不管是‘血缘身份’还是‘文化身份’）作为判断和衡量少数民族电影的前提，更不能成为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标准。正是不同身份、不同成长环境的导演立足不同的‘视点’聚焦于民族题材，不可避免地凸显出各自差异性的身份意识，形成差异性的艺术追求和风格，才构成了民族题材电影的多元景观。过分强调少数民族血缘身份、文化身份，过多地赋予民族题材电影‘特殊性要求’，必然会影响和阻碍民族题材电影的多样化、多元化发展，造成民族题材电影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必然会造成民族题材电影在市场层面、观众层面更大范围的接受和认同。”

而这一批少数民族创作者带着“自省”的内在视点，让少数民族电影有了更为深入的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洞察和关注，而非简单的文化吸引。只通过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定义什么才是少数民族电影是狭隘的，毕竟还有《碧罗雪山》的导演刘杰、《我们的嗓嘎》的导演韩万峰、《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导演李睿珺等都是汉族人。但他们用心、用情深入民族文化，真诚表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不得不提的是，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发展是少数民族电影的新突破。80年代的《猎场扎撒》《盗马贼》，90年代的《黑骏马》等影片均有少数民族母语，但是基于传播效果等多方面的考虑最终都以普通话配音的方式呈现。直到《季风中的马》《静静的嘛呢石》等影片的出现，少数民族的对白才真正被观众听见。随后，少数民族母语电影不断增多，如《撞死了一只羊》《旺扎的雨靴》《哈尼药爷》《阿拉姜色》《冈仁波齐》等，一大批创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和视角描绘本民族的故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少数民族母语电影补充了少数民族电影的种类，并且能够让观众观看到更加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电影。

张馨执导的《我的喜马拉雅》几乎全程采用藏民族语言展开对白。影片通过卓玛的第一人称叙述口吻，讲述关于“我们”的故事，在执着与坚守之中真实再现了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牧民桑杰曲巴老人及其女儿卓嘎、央宗姐妹，在玉麦乡守家卫国的动人故事。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颁给了《我的喜马拉雅》，伴随着喜马拉雅林区的雄伟险峻与地道的藏民族语言，主人公穿梭林间画上国旗其所展现的爱国主义情怀令观众为之动容。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发展不仅能够让少数民族语言得到传承与弘扬，丰富了我国电影的语言文化，还能够让观众有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光影交错中坚定与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决心。

同时，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断在尝试走商业化路线。以奥运为主题的《买买提的2008》就是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的商业化尝试，影片以节奏明快、轻松有趣的方式讲述了新疆维吾尔少年对足球的热爱。章家瑞执导的《花腰新娘》更是以观众喜闻乐见的爱情故事讲述了敢于打破旧俗的花腰彝族新娘凤美，为了加入新郎阿龙带领的女子舞龙队的故事。尽管这些尝试并未形成风潮，甚至现如今在大银幕上看到的少数民族电影也并不充沛，但这些尝试强调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少数民族电影也能够走商业路线，拍摄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电影。

如果说商业尝试还不足以振奋人心，那么张杨执导的《冈仁波齐》则是少数民族电影的“意外”收获。影片讲述了在西藏腹地古村普拉村，该村的10个普通藏族人和一个孕妇一起从家出发前去2500公里以外的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没有流量明星、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简单的信仰之行就拿下了破亿的票房收入，而影片的制片成本仅有1200万。尽管想要复制《冈仁波齐》的票房收入可能并不现实，但它打开了观众的视野、拓展了观众结构，仅这一点就能让未来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有着更为有利的外在条件。

深入民族地区现实生活

与人民同心，和时代同频

少数民族电影发展至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生存环境、心理状态等一系列变化。这与早期十七年间的少数民族电影有着极大的区别。饶曙光描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描写被剥削阶级斗倒剥削阶级，翻身得解放；二是以民族团结为准绳，描写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如何识破坏人挑拨离间，消除误会，加强团结。其实，两种基本模式其核心都是‘宣传’、‘教育’而不是‘娱乐’,但却产生了空前的娱乐效果。”当下，电影创作者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为表现对象，立足当下的社会现实状况，以积极昂扬的姿态回应深刻的社会变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以裕固族的两位少年为切入视角，观众跟随少年们寻找父亲和家的步伐，发现草原牧场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进程中逐渐被挤压，原本以为在丰茂草原上放牧的父亲早已因现实生活沦落为淘金者。《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所呈现的生态问题引人深思，但影片本身存在着一些夸大的地方，一名裕固族当地公务员就表示在影片中两兄弟经过的马蹄寺与现实并不相符，实际上马蹄寺“雪山、草都有，却说连给骆驼、甚至人喝的水都没有了，过于夸大地表现了。”

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反映生存环境被压迫的状况不同，《十八洞村》《出山记》主要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脱离贫困的故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与这两部影片有着某种暗合，那就是人民群众为了美好生活选择步履不停地奋斗。《十八洞村》讲述了在湖南湘西名叫十八洞村的地方，退伍军人杨英俊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带领杨家兄弟立志、立身、立行，打赢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故事。现实中，十八洞村也由大山深处的贫困苗寨蝶变为享誉中外的精准扶贫“样板”。影片展现了湘西地域风貌和苗族风情，如苗族歌曲、喝“血酒”的仪式等，但并未选择将其奇观化，反而是交织在故事表达和人物建构之间，充盈了故事的内容也塑造了真实人物。伴随着诗意盎然的秀丽风景，早起劳作的人民、壮阔工整的梯田、石屋与湘西辣味组成的日子，让整部影片在充满生活气息的氛围之下蒸腾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建立起互相信任、携手改变生活的状态。

与《十八洞村》一样，由苗月执导改编自真实人物事迹的《天上的菊美》以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菊美多吉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讲述了藏族基层干部菊美多吉带领藏区人民改变藏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故事。影片中菊美多吉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事无巨细地为每一件“小事”操劳奔波，学校里的讲台上有他的身影、在山区修路架桥有他的身影、农村地区电网改造有他的身影……这部影片与《十八洞村》一样，在自然景观呈现上非常纯净美好，湛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无垠的高原牧场等共同构成了菊美的工作生活环境，但是这里大多数地区都在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生存环境恶劣，仅仅只是“看上去很美”。影片成功地以菊美多吉这个普通基层干部带出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为生活奋斗努力的故事，不仅反映出了少数民族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价值，而且也深刻地诠释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使命。导演苗月表示，“他（指菊美多吉）的故事深藏于大山、深藏于村民和他的亲人心中，我们不去寻找、不去讲述，恐怕很多人难以知晓。因为《天上的菊美》，我第一次深切感到电影创作的使命”。

《出山记》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贵州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贫困乡村大漆村的当地群众走出大山的故事。这些影片表现出的变革精神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折射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与阵痛、向往与适配。

除了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变迁之外，个体情感的变迁也成为少数民族电影关注的重点，其细腻动人的情感变化不仅反映了在面对社会生活变革时的迷茫与彷徨，也将少数民族的故事以“群体化”、“大众化”的内容创作与更多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米花之味》讲述了外出务工的母亲返回家乡后与处于叛逆期的女儿之间由陌生、疏离到互相理解的故事。现实中，外出务工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一直引人关注，鹏飞导演以关注中国特定时代下的群体生存状态为目的，借以少数民族群体展现大背景下的共有问题。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能展现少数民族地域内的文化特色，还能够成功地以集体的社会热点话题寻求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讲述了一个名叫阿依古丽的小女孩在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实现舞蹈梦想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多种艺术手法再现了党中央为了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改善新疆的民生问题、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的奋斗轨迹，表现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为共建美好家园、团结各族人民，实现人生目标、社会奋进的昂扬心态。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高黄刚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新疆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我们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波澜壮阔的现实场景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讴歌奋斗的新疆各族人民，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尽一分电影人的责任。”

这些影片无一不显露出了创作者深入生活之后对人民的关注、对现实的理解、对人性的洞察，并且能够在社会变迁中，跟得上人民所想、跟得上审美更迭，牢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勾勒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图景。

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市场前景广阔、潜力有待发掘

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远去的牧歌》获得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广西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碧罗雪山》在上海国际电影、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台湾电影金马奖等各大电影节上均有收获，《旺扎的雨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受多方好评……这些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点：基本上都有国内国际上重大电影节的奖项加持，并且这些影片大部分在影迷平台获得较高评分，但票房成绩却不尽如人意。

饶曙光指出，就当下主流院线市场而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能见度”还是比较低。不管是走商业路线还是艺术路线，近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真正在商业院线放映的不多，多数仍旧只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放映”、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等影展活动中出现。面对当下的电影市场状况和环境，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该立足本土，宁可投资小一点，利润小一点，慢慢培养本土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促成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良性循环。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言，首先是生存，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才能发展。

回看十七年间少数民族电影，如《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刘三姐》《五朵金花》等影片给中国电影打开了别样的局面，不管是艺术价值还是文化价值至今都不可磨灭，老一辈观众和当下的年轻观众依旧能够为这些经典电影神魂颠倒。据了解当年《刘三姐》上映后迅速火遍全国，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影片，甚至漂洋过海，受到香港同胞以及东南亚、欧美地区华人的喜爱。影片在香港放映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看风潮，在新加坡创造了两年两次连续上映120天的放映纪录，被马来西亚评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自2006年以来创作了12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导演韩万峰深切表示，“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并没有像藏族、维吾尔族有传播力、影响力的导演出现，所以表现该民族的影片相对比较匮乏。我希望每个民族都能够得到文化观照、电影观照，作为一个电影人对少数民族的观照是我的责任。”

苗月表示，“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生活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下，只不过各民族习俗不同。影片的故事和人物是前景，背景是相同的价值观、文化语境与不同的习俗，跟汉族不一致的只有生活习俗，那么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情感让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看来并不陌生。创作时的实景拍摄能够自然而然地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呈现给观众，拍好少数民族电影并不是一个技巧问题，创作者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价值观与文化，抵达生活现场、抵达人物的情感和心灵现场，生活现场是故事的发生地，情感心灵现场需要创作者深扎进去，简单的走马观花并不能与他们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和信任之感的建立，这样是没办法获得好故事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开始的，下生活是我创作过程中绝对必须的第一步。”

韩万峰强调，“少数民族电影面对着市场化的诉求，创作者想要追求文化诉求，这两者如何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商业电影和民族电影之间如何更好地融合，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但是并不完善。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不断更新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关爱，同时进行市场化探索，少数民族电影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我们绝不能‘孤芳自赏’，少数民族电影的民族性需要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类型化改造必不可少。原生态民族电影可能已经不适合当下的环境，应该让少数民族电影更进一步，为市场所认可。”

电影工作者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一直没有止步。如今年9月上映的《布德之路》通过塑造一个草原英雄人物的同时，全景式展现了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巨变。正在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拍摄的反映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电影《独龙族的春天》预计于明年独龙族“卡雀哇节”前夕全国院线上映。影片通过男主角孔敢的视角，讲述了独龙族人的奋斗。已于今年6月备案的《家在罗溪山旮旯》讲述了大山里的瑶族男孩鹏鹏的故事，身为留守儿童的他与妹妹、奶奶生活在一起，期盼着父亲的归来。

少数民族电影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它还肩负着文化传播、促进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光荣使命。基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消费品，创者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认真讲好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故事，在充分调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追求影片的故事性、思想性、艺术性，着力展现中国各民族的不同文化魅力。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要利用好当下“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努力提升创作本领，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好，争做讲好中国故事的标杆，发挥更多积极作用。